神經心理學的發(fā)展歷史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思想萌芽階段（公元前3，000年～19世紀）

　　在古代書籍和醫(yī)學書中（包括我國和黃帝內經）很早就記載了有關一些高級心理機能和腦的關系或在腦中定位的論述。西方一些學者如希波克拉底、阿里斯多德和蓋倫（Galen）都把人的心理機能與大腦的某一部位（腦的小室，后來形成了腦室學說）聯系起來。直到十六世紀中葉，韋薩留斯（A.Vasalius，1514～1564）于1543年發(fā)表了有名的解剖著作《人體構造》和《節(jié)錄》，有詳盡的腦解剖知識修正了前人的腦室學說（這一學說曾統(tǒng)治了學術界1，000年），這才促進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一些學者們從腦實體中其他部位尋找高級的心理機能的部位，如笛卡爾（Descrates）就選擇松果體作為精神（心理）能力或心理靈魂居住的部位。十八世紀初著名的解剖學家加爾（F.J.Gall 1758～1828）提出的《腦和頭蓋說》影響最大。他提出人的各種復雜的能力是與腦的各個嚴格限定的部位密切聯系的。由于這些部分逐漸增長起來，就形成頭顱骨上的相應隆起，這些隆起決定了人的心理能力的個體差異。他的學說雖然在生理學上主觀性推測很多，但是他的貢獻是將腦作為心靈的器官，把具有不同生理或心理生理機能的官能器官定位于皮層，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沖破了非實體的笛卡爾的靈魂概念，走向較物質的神經機能概念，促使后來的研究者更細致的觀察和更精細的神經解剖來代替過去對心理與腦關系的推測和猜想。但另一方面，加爾的學說成為后來在歐美社會上廣泛流行的“顱相學（phrenology）”或“骨相學”的理論支柱。顱相學不是一門科學，它把人的頭蓋劃分為大大小小共三十七個聯絡的區(qū)域，并增補和修訂加爾的心理能力三十七種，分屬“感情”和“理智”兩大類。它認為大腦是由許多獨立的器官組成，每一個器官都管理著一種單獨的、天生的心理能力。頭顱的哪一部位隆起，就表示那一部分的大腦較大，某一種精神能力或才能就突出。捫摸或測量人的頭顱隆起就可以評定人的人格和各種精神才能。這樣顱相學就成為披上“科學”外衣的占星卜卦術。

　　專欄25－1 顱相學（Phrenology）

　　加爾的弟子施普茨海姆（Spurzheim，1776～1832）采用了“顱相學”一詞將加爾的觀點寓意化、教條化，研究人類的高尚品格，認為大腦是由許多獨立的器官組成，每一個器官都管理著一種單獨的、天生的心理能力。經施普茨海姆增補和修訂的加爾心理能力共三十七種，和心靈的器官數目相當，這些器官的發(fā)展便可使頭蓋增大，因此，頭蓋被劃分為大大小小的三十七個互相聯絡的區(qū)域。和這些區(qū)域相當的心理能力可分為感情和和理智的兩種。各種又分為兩組。感情分為“傾向”和“情操”兩組。前者位于頭后的下部和耳官之上的兩側，后者位于頭的后部、兩側及頂部，在“傾向”之上的一個區(qū)域內。理智分為“知覺”和“思考”兩組，都位于前額，思考則位于前額的中心（圖25－1）。

　　（據施普茨海姆的《顱相學》，1834）

　　施普茨海姆與其說是個科學家，不如說是個宣傳家。1813年他與加爾分手后，用英文發(fā)表了顱相學的許多著作，寫出了它的許多細節(jié)，確立了頭蓋的一種新的更詳細的部位，將表示官能的名詞重加修訂，最后他在美國傳其學說，死于波士頓。

　　在科學界里，顱相學從未為一般科學家所承認。但是在當時的社會卻很流行，為一些知名人士所擁護。顱相學所以得到一般人的贊賞，是因為人最不容易了解的是他自己，而顱相學恰似一把能打開這一神秘的鑰匙，……捫摸或測量人的頭顱骨隆起就可以評定人的人格和各種精神才能。例如蘇格蘭的庫姆（1778～1858），受施普茨海姆感化后，從1817年起為顱相學宣傳甚力，他的著作甚至多于施普茨海姆。他于著書之余，還為顱相學作多次演講，也和施普茨海姆一樣，赴美宣傳這一學說。在美國，福勒兄弟宣傳的功績最大，他們合創(chuàng)了《美國顱相學雜志》。英國《顱相學雜志》。創(chuàng)刊于1823年，美國的雜志后來也更名為《顱相學雜志》，并于1880年與英國的雜志合二為一。至1911年刊布第124卷時，才在費城絕版。在大不列顛有二十九個顱相學學會，在紐約至1921年為止至少還存在一個顱相學學院。顱相學的興盛長達一世紀之久。

　　摘自波林：《實驗心理學史》上冊，高覺敷譯，1982年，商務印書館。

　　二、科學發(fā)展階段

　　進入十九世紀后，由于顯微鏡和細胞染色法的發(fā)明、魏爾嘯細胞病理學說的創(chuàng)立，細胞被認為是基本的生命單位，有機體是單個細胞的機械總和。這促使人們研究腦的神經細胞結構和心理的關系。有名的大腦羅蘭圖溝（即中央溝）的發(fā)現者羅蘭圖（L.Rolando 1770～1831），駁斥了加爾腦定位的不確，稍為正確地將較高級的心理機能定位于大腦之內。被認為是科學的腦生理學的創(chuàng)始者佛盧龍（P.J.M.Flourence，1794～1867）反對機械定位論，為了推翻顱相學的偽科學，他用動物（鳥類）作實驗，用精確的手術對腦的兩半球、小腦、四疊體、延髓等神經結構作部分摘除法，觀察各部分的機能。因而他比羅蘭圖更精確地說明心理與腦的關系，創(chuàng)立了與“腦定位”相對立的“腦功能整體論”的學說。佛盧龍認為所有大腦的組織都是等勢的（或等能的）（epuipotential），只要有足夠的腦組織存留，損傷后剩下的腦組織就能取代失去的腦組織的機能。他認為心理機能不是依賴于腦的特殊部位，腦是作為一個統(tǒng)一整體進行工作的。當時，一些聯想主義者認為，既然腦是無數神經細胞組合而成，那么精神（心靈）也可由無數個個別觀念，或聯合成更復雜的觀念或更高級的心理機能組成。換言之，腦既然可細分為許多小單位，那么精神也可分析成許多局部的心理機能。因此腦機能定位的研究再度引起學者們的興趣。一些臨床醫(yī)師對腦局部損傷或病變引起某些高級心理機能的障礙作了有價值的觀察。1861年P.P.Broca發(fā)現他的一個失語癥病人與左腦額葉后部病變有關，把口頭言語的喪失和腦局損傷聯系起來，進一步推動了腦機能定位的研究。1874年Wernike描述了一例左顳上回后部病變的病人產生了對言語理解的困難。這樣就發(fā)現了在大腦兩個不同地方的損傷產生了兩種不同言語機能的問題，迫使臨床醫(yī)生要采用比一般神經病學常規(guī)檢查更為精細的方法來測定病人高級神經機能損害的情況。1872年Froust設計了一個測驗，讓運動性失語癥的病人聽一個單詞，要他用手指的數目來表示這個單詞有多少個字母或音節(jié)，這就開始了在腦損傷病人身上用實驗或測驗的方法來研究高級的心理活動。許多心理學家與神經病學家合作，在人腦不同部位損傷時用實驗心理學的方法探查種種心理機能缺陷的程度、它的機制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這是從神經病臨床發(fā)展起來的神經心理學。

　　另一個途徑是來自對動物行為的研究。Lashley用大白鼠進行腦損傷時動物學習、視覺和動物行為的觀察，開創(chuàng)了實驗心理學的研究。根據動物實驗的資料，闡述大腦機能和各種行為的關系、提出了腦和行為的基本理論。

　　三、神經心理學的現代階段

　　自從波林于1929年第一次提出“神經心理學”這一術語，標志著學者進入了系統(tǒng)地研究腦的高級心理機能所控制的行為與腦組織結構和纖維通路的關系的時期。從腦損傷病人的臨床表現、腦外科手術時電刺激皮層各部位、切除或破壞腦的某一部分或通過埋藏電極刺激來著手觀察腦和心理關系。在本世紀三十年代以后所涌現的一批著名的神經病學家、神經生理學家中，以潘菲爾德（W.Penfield）的工作引人注目。他用弱電流直接刺激接受開顱手術病人的大腦皮層各部位，讓病人回答他的感受，從而獲得了有關皮層感覺、運動更為精確的部位。之后，魯利亞在聯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研究了大量腦外傷病人的高級心理機能，特別是言語障礙的診斷的康復問題。他在四十年代末就發(fā)表了兩本專著：《創(chuàng)傷性失語癥》（1947）和《戰(zhàn)傷后腦機能的恢復》（1948），并在此基礎上長時期地研究了人的心理活動的腦機能組織問題。魯利亞將阿諾興（П。κ。Aнохцн）的“機能系統(tǒng)”（functionalsystems）用于解釋人的心理過程，認為“機能”這一術語可能描述較為復雜的過程，如消化、循環(huán)和呼吸機能（這些機能都由很多組織和器官綜合參與的）。一定的組織和器官組成一定的結構稱為系統(tǒng)，它們既相互聯系又有所區(qū)別、既統(tǒng)一又分層次。系統(tǒng)中（如消化系統(tǒng)）的最終機能（吸收營養(yǎng)）是恒定的，但實現功能的方式卻受很多因素影響而有很大的差異。魯利亞試圖用這樣的觀點說明大腦的哪些系統(tǒng)參與在知覺和行動、言語和思維、運動和有意識的目的活動結構中。人的心理過程是復雜的機能系統(tǒng)，由許多皮層和皮層下區(qū)域組成，并通過纖維徑路的作用，協調一致地工作著。他根據現代神經學和神經外科臨床實踐中積累的大量事實，特別是對腦局部損傷病人的長期心理學研究資料，形成和創(chuàng)立了“神經心理學”，并在1973年出版的《神經心理學原理》中作了系統(tǒng)地論述。因此魯利亞被認為是“神經心理學”這門新學科的奠基人之一。

　　在現代神經心理學中另一位突出貢獻者是斯佩里（R.W.Sperry）。他把貓、猴子、猩猩聯結大腦兩半球的神經纖維（最大的叫胼胝體）割斷，稱為“割裂腦”手術。這樣兩個半球的相互聯系被切斷，外界信息傳至大腦半球皮層的某一部分后，不能同時又將此信息通過橫向胼胝體纖維傳至對側皮層相對應的部分。每個半球各自獨立地進行活動，彼此不能知道對側半球的活動情況。這一手術于1940年由Van Wagenen 和Herren首先在臨床上對慢性頑固性癲癇病人使用，獲得較理想的療效，癲癇發(fā)作幾乎完全消失。1961年斯佩里設計了精巧和詳盡的測驗，在作割裂腦手術的人恢復以后，進行了神經心理學的測定，獲得了人左右兩半球機能分工的第一手資料，發(fā)現兩半球機能的不對稱性（asymmetry），右半球也有言語功能，從而更新了優(yōu)勢半球的概念。裂腦人的每一個半球都有其獨自的感覺、知覺和意念，都能獨立地學習、記憶和理解，兩個半球都能被訓練執(zhí)行同時發(fā)生的相互矛盾的任務。斯佩里的研究，深入地揭示了人的言語、思維和意識與兩個半球的關系，成績卓著，獲得了1981年度諾貝爾醫(yī)學獎。

　　近二十年來由于實驗手段和研究技術的改進，可以在無創(chuàng)傷條件下將外界刺激分別進入正常人的左、右大腦半球，在大腦半球機能完整的情況下研究各種高級心理機能與左右腦的關系。所以，現代神經心理學除在臨床上做腦損傷病人的研究外，同時還可在實驗室里做正常健康人的研究。